树干岿然不动，树叶却时落时生。

    春节，是人们带着自己回到过去的最好时机。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在拿现在自己的生活和过去生活的自己对比，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喜忧参半的情绪因为故人聚集而产生碰撞。从城市回到乡村的短暂几天，几乎每一个相遇的人都会互相打听对方过去一年过得怎么样，未来一年有什么新项目可以开展。与过去相比，每个人都在尽一切可能搜求改变的机会。然而，至于怎么改变，谁也没有确凿的想法。

    事实上，寻求机会就是创业的最初起源。在乡村，这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事情，由于乡村缺乏城市的就业岗位，因此，当农业机械化让乡村里的人们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以后，他们无法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地域优势，从而无法实现相对稳定的就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外出农民工1.68亿，但在《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的6.19亿的乡村人口面前，仍是比例小的那一部分。

    对乡村居民而言，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城谋生，被动地参与城市的改造;那些留居乡村的大多数人所面对的是业已结束的农业时代——生产力的提高让耕地对他们的依赖减弱，同时，与生产力的提高相伴而生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又促使他们不得不找寻各种混杂的营生。

    因此，乡村所面对的并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创业。在乡村，人们并没有像城市那样把创业列为朝阳似的冉冉升起的新风，对乡村和乡村居民来说，更换一种劳作的方式、琢磨一种致富的方法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也皆为谋生。

    时下，城市流行的创业热情并没有全面感染到乡村，在一个技术驱动的时代进行创业，乡村始终是被动的参与者，就像尽管乡村和乡村居民已经体验到互联网+带来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可是究其根本，这些改变传递到乡村的时候已经是标准化的商品。城市化和交通发展的相辅相成让物流的时间成本大大缩短，某种意义上，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浅层次供需关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甚至解决。不过，如果把这种程度的供需改善看做难以抵挡的创业创新浪潮全面深入乡村，未免过高也过早估量了乡村的创业和创新能力。

    虽然现在的乡村和城镇已经摆脱了农业的时间束缚，但是与城市的服务产业化相较而言，乡村和城镇还没有彻底与自己过去的生产方式告别，传统的生活方式既不允许，现实的生产关系也不支持它们翻天覆地的转型。

    在城市，创业是由内而外的，它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理论情绪，也许城市早已完成了支撑生活再造的公共系统，因而城市的创业自开始就带有一种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壮举”，换言之，发生在城市里的创业无一不带有自嗨的高度敏感体质，就像社会试验一样，在尝试中犯错，在犯错中获得更多可能。

    回到乡村，生产的惯性决定了创业的稳定属性，也就是说，乡村的一切改变都建立在满足生活需求而不是满足生活方式的需求阶段，以至于发生在乡村和乡村居民身上的创业就变得小心翼翼了——对短期利益精打细算，对长远价值避而远之。

    可以说在城市创业更有氛围、更具活力，但论及创业的生命力，乡村要优于城市。这是因为城市创业更广泛地涉及公共利益，所以对参与创业的个人而言，哪怕是失败了，资本或者政府都有对其补偿的可能;而乡村的创业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某一项营生一旦无利可图甚至失败了，除了他和他的家庭，没有外在力量介入为他承担。

    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创业都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它们的不同在于城市创业的魔力是主动探索，而乡村创业的魔力是摸索求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影响并决定了创业的社会情绪反馈和市场决策态度。

    虽然“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然而，就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的那样，“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不管怎么说，乡村和城市在对待创业和创新的所有这些差异、所有这些区别，分路而行的原因在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倾向。

    关于创业的意义和价值，从来都是对生产关系的梳理——树干岿然不动，树叶却时落时生。根本上，不论垂直性还是精细度，以智慧、服务功能为方向的城市创业都要胜于根植在乡村创业肌理深处的生产产生价值的劳作方式和劳作态度;当然，根深蒂固的生产产生价值的乡村创业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释放它的魅力价值，很久以前，它的生产就已经开始反哺到城市了。